让每朵青春之花都能沐光绽放
北京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 杨新娥
我是一名北京市检察机关的未检检察官，至今已经在未检岗位上走过了近二十个春秋。这些年，我办过的案子、见过的孩子，早已数不清了。我无数次扪心自问，是什么让我在未检之路上始终甘之如饴？随着履职步履不停，答案逐渐清晰——是这份工作对于每一个孩子，尤其是对涉罪的孩子的重量，让我找到了职业价值与人生价值的重量。
我始终相信，对涉罪的孩子而言，法律的意义，从来不止于惩罚，更在于挽救。
还记得2010年海淀区检察院未检部门刚成立时，我作为检察官办过一起网恋性侵案。14岁男孩与10岁女孩在网络游戏中结缘，日久渐成知己，相识3年后二人线下见面，懵懂之下逾越底线。女孩家长报警。
案件移送我院后，我在看守所里见到了男孩，他一直低着头，说“妈妈走后，她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”“从来没想过这是犯罪”。他的舅舅也表示，真是对不住女孩和她的家长，愿意道歉和补偿。而女孩家那边，女孩满是自责：“没想到就因为我不满14岁，他就得坐牢，早知道我那天就该听他的话早点回家。”女孩妈妈问我：“我当时又急又气报了警，现在知道他是个可怜孩子，我能不能去看看他？”
面对案件中这两个“有情有义”的孩子和“通情达理”的家长，我有点犹豫了。如果只是按程序办案，男孩会被贴上“罪犯”的标签，女孩可能会一生愧疚，两个孩子的人生可能都会就此改变。
那时，海淀区检察院刚刚开始探索司法社工介入未成年人检察制度。首都师范大学社工系的席小华老师带领6名社工系学生走进检察院，对我们案件中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社会调查和再犯风险评估。
在这个案子中，司法社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一方面，他们承担了对男孩的社会调查和考察帮教工作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中的1名女社工负责对女孩和其家长进行心理疏导和家庭教育指导。作出不起诉决定那天，我和司法社工、女孩妈妈一起去看守所接男孩出来。两个孩子都重新走上了自己的成长之路。
如今，司法社工帮教制度已经有了国家标准，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全国推广的重点工作。
作为一名老未检人，我欣慰地看到，越来越多年轻的未检检察官正接过接力棒，用更专业的理念、更新颖的方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。未来，我会继续带着这份未检情怀，和司法社工们一起，和新鲜未检力量一起，让每一个迷途的少年都能找到回家的路，让每一朵青春之花都能沐光绽放。
（整理：本报全媒体记者简洁）
永葆护幼为民初心使命
辽宁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曹亮
未成年人身心稚嫩、弱势无助，最需要特殊、优先保护。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，我深刻体会到办理未成年人检察案件绝不能机械司法、就案办案，必须始终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，以为民初心护底线，以高质效履职担使命，真正让司法既有力度、又有尺度、更有温度。
永葆护幼为民的初心使命，是办理未检案件的价值原点。在我办理的一起生父、继母长期虐待、故意伤害幼童致死案中，两名监护人多次对幼童采取体罚、冻饿、殴打等极端手段，最终造成幼童死亡的严重后果。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生父为从犯，且对二人均量刑畸轻，未能体现对侵害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从严惩治。孩童殒于至亲，是令人痛心的悲剧，也暴露出监护侵害最隐蔽、伤害最彻底的突出问题。在办理该起抗诉案件时，我们全面审查在案证据，补充完善二人实施故意伤害、长期持续性虐待的完整证据链条，依法提出抗诉。最终二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改判，对继母以故意伤害罪、虐待罪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；对犯罪情节稍轻的生父以故意伤害罪、虐待罪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。
秉持精准审慎的办案理念，是破解疑难案件的核心支撑。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往往事实隐蔽、证据薄弱、法律适用争议大，尤其对犯罪嫌疑人“是否明知被害人年龄”的认定，是实践中的办案难点。部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以“看不出年龄、误以为已满十四周岁”为由辩解，企图逃避法律制裁。办案中，我们坚持从被害人身体发育状况、言谈举止、衣着特征、生活作息规律以及被告人生活阅历、认知水平等多个维度综合研判，坚持从严惩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，审慎把握主观明知认定标准，确保有罪必究、罚当其罪。
未检案件办理，不止于惩恶扬善、纠错纠偏，还在于以案治源、防患未然。我们在履职中坚持“办案、监督、治理”一体推进，针对监护侵害问题依法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，常态化开展督促监护、家庭教育指导，压实家庭保护“第一责任”；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司法认定难点，强化类案梳理、精准监督，统一办案尺度。同时，联动公安、法院、教育、民政等部门，落实强制报告、隐患排查、救助帮扶机制，实现从“办一案”到“治一域”。
站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的新起点上，我们将始终秉承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，以精准履职守护司法公正，以检察担当促推社会治理，全力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司法屏障。
（整理：本报全媒体记者李玉涵 通讯员杜杭）
这份爱，此间留声
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吴燕
刚从事未检工作时，老一代未检人常对我说：“未检检察官像父母、像老师、像园丁，又像医生。”这句话深深印在我心里，成为我整个未检生涯的精神底色。
20多年前，许多涉罪未成年人因为在沪无固定住所、无监护条件、无经济来源，缺少取保候审的现实条件，对他们往往只能“一关了之”。制度的破局始于2003年，当时我在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从事未检工作，办理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——17岁的小京（化名）因一时虚荣偷了同宿舍女孩的金首饰。接手案件后，我反问自己：“如果构罪即捕，是否有利于小京回归社会？”经过社会调查和综合评估，我和同事认为小京犯罪情节较轻、社会危险性小，符合取保候审条件。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借鉴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确立的“儿童利益最大化”“非监禁优先”原则，以及日本少年司法中的观护制度，联系退休老师作为志愿者，一次次赶赴小京位于青浦区的暂住地，共同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帮教，最终决定对其不起诉。以此案为契机，闵行区检察院设立了全国首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点，并逐步建成覆盖全区的观护体系，相关经验被推广至全市。目前，上海全市已形成由42个技能型、文化型、艺术型、农业型等不同特色的观护基地组成的观护体系，真正实现了“盆景变苗圃，苗圃变森林”。
从2005年闵行区检察院联合团区委创设“三失”未成年人三级预警机制，到2013年浦东新区检察院探索保护处分案件化办理，再到2015年上海未检工作正式使用“保护处分”这个概念，要求各级未检部门全面开展保护处分探索试点，可以说，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探索过程，展现了上海未检工作制度创新的路径。
自2009年到上海市检察院负责未检工作后，我和同事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，在全市推开未成年人刑事和解、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、保护处分制度等全国首创性工作。其间，我们探索研发了我国首个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与风险控制系统，上海未检也率先在全国建立未检工作省际协作机制。
作为上海市检察院未检工作品牌“沪未来”品牌矩阵的一员，2017年成立的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“一份爱”品牌，如今已在守正创新中走过了近十年。今年3月，“一份爱”团队起诉的一起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公开宣判，这也是上海市首例单独起诉涉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案。办案过程中，我们与上海市儿童基金会深耕合作，创新公益诉讼赔偿金使用机制，以实际行动持续健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。
40年薪火相传，希望未检人在这片热土上守正创新，接续奋斗，用法治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美好未来。
（整理：本报全媒体记者潘志凡 通讯员张德辰）
守护没有终点，微光照亮归途
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 李冬梅
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，也是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未检部门成立的第13年，很有幸一路跟随未检事业共同成长。
2013年，我从干了7年的公诉科转岗，开始负责未检工作。当时我想，未成年人犯罪就是“小儿酌减”，能有多大难度？但案件办结后，看见涉案少年因早期依恋关系受损依然对父母紧闭心门，父母在愤怒与自责中崩溃，受害女孩仍困在被侵害的阴影里……我才明白，案件办结远非终点。家庭关系修复、社会认同重建、人生方向重塑，这些看不见的工作才最考验未检人的能力。
于是，我和团队成员开始系统学习心理学、教育学、社会学知识，试着与涉案未成年人和家庭建立深层次的情感链接，寻找教育、感化、挽救的突破口。后来，我们陆续取得了心理咨询师、家庭教育指导师、社会工作师等资质。
但个人的专业资质只是起点。未检工作要真正见效，需要让专业能力从“一个人”变成“一套机制”。我们向起步较早的“北上广深”学习，2019年启动了“精准帮教”项目。三年里，我们完成了160次业务培训、39次专家督导，成为全国首个完成精准帮教高级培训的未检综合团队。在专业帮教能力加持下，我们见证了278个被附条件不起诉的孩子和家庭的蜕变，76名受侵害儿童重展笑容。
2016年7月，我与女童保护基金取得联系，想把他们研发的标准版防性侵课程引入吴江区的小学课堂。当时，学校对这方面还是讳莫如深，我常常吃“闭门羹”。我就一趟趟地去试讲，通过游戏、角色扮演，教会孩子们认识隐私部位，学习分辨、防范、应对性侵害。满满的诚意最终“破冰”，专业的教学也获得了认同。
后来，我发起成立“江苏吴江守护未来”志愿者讲师团队。在检察、妇联、教育部门的共同推动下，团队从一开始的3人发展到现在的177人，儿童防性侵课程也被纳入吴江区小学必修课，覆盖外来工学校、公办小学、假日学校和暑托班，听课孩子达17万余名。
此外，我们连续13年向教育部门出具《在校未成年人犯罪和受害情况分析报告》、连续10年普及防性侵课程、连续8年开展精准帮教……
“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，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。”在年复一年的坚守中，我们凝聚共识，守护成长，传递检察温度。办案虽有周期，但守护没有终点，愿我们的点滴努力，能够汇聚成光，照亮孩子前行的路。
（整理：本报全媒体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赵丹）
“刺桐护未”，向阳而生
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 洪藜莹
2026年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走过40载春秋，“刺桐花”未检团队也迎来了9周岁生日。此刻，我倍感幸运——从检26年来，亲历未检工作从萌芽到枝繁叶茂；更觉荣光——在未检工作创建30周年、35周年、40周年这些重要节点，始终在场。
时间倒回2014年12月，我从福建省泉州市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调任公诉处副处长、未检办主任，负责全市未检工作。坦白说，起初我连“未检”究竟该做什么都一知半解。那段日子，我常夜不能寐：该从哪里破题？如何扛起这份守护孩子的责任？正是这份忐忑与敬畏，让我在履职中找到了方向：未检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办了多少案子，而是让孩子们在安宁的环境下健康成长，帮助迷途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，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法治晴空。
2015年2月，我和伙伴们总结出“保护性办案、社会化帮教、修复性救助、多元化普法”四位一体的泉州未检工作模式，后上升为全省未检工作模式。2017年4月，泉州市检察院未检团队正式命名为“刺桐花”——寓意未检工作宛如泉州“市花”刺桐花那样红红火火、向阳而生，正如我们对孩子的希望。
2021年，我到基层担任检察长。岗位变了，但对未检的关注始终如一。我思考更多的是：如何把未检工作融入社会发展大局？如何让保护措施覆盖偏远乡村的留守儿童，打通未成年人保护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？为此，我们探索在村一级成立泉州市首个“刺桐花乡村工作站”，在社区升级“刺桐花雨润工作室”，在区一级成立“刺桐花家庭教育指导站”，用基层实践回应最高检“六大保护”融通发力的要求。
久久为功，必有回响。“刺桐花”团队两次被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，获得“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队”等多项国家级荣誉，所办案件入选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4件、入选福建省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13件。但对我而言，最欣慰的不是荣誉，而是看到团队成员不断成长，看到一个个涉案孩子真正醒悟、重返社会、在阳光下绽放笑容。
有人说未检工作是“希望工程”。我们今天栽下的小树苗或许不起眼，但在大家的辛勤浇灌下，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。在未检工作创建40周年的新起点上，我相信——全体未检人走过的每一步、付出的每一份努力，都不会被遗忘，都值得被铭记！
（整理：本报全媒体记者张仁平）
“办完”和“办好”是两回事
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五级检察官助理 王铃淋
三年前，如果有人问我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是做什么的，我大概只能给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。但不久前，当我作为一名未检新人，站在广东省检察院“检爱四十载，携手向未来”检察开放日的讲台上，讲述自己亲历的办案故事时，我开始触摸到独属于自己的答卷。
2023年盛夏，我研究生毕业考入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，成为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一名新人。那时的我，以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无非是翻看卷宗、撰写文书，但这种浅薄的认知，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。
我慢慢懂得，一摞摞涉未成年人案件卷宗的背后，是一个个亟待被看见、被帮助的鲜活生命。
如何让涉罪未成年人真正回归社会？我尝试在每一次案件办理中寻找答案。
2025年2月，长期遭受同学欺凌的小阳（化名），求助无果后情绪失控，持刀将对方捅伤。经调查发现，频繁转学、性格孤僻、沉迷网游是其重要涉罪因素。依托深圳涉罪未成年人精准帮教标准，我们为小阳搭建“1+1+N”立体帮教体系，联合司法社工、心理咨询师、学校和家长，开展人际交往指导、行为偏差矫正与情绪疏导训练。同时我们也贯彻“双向保护”原则，对被害人开展法治教育和心理疏导，促成双方达成和解。
2025年9月8日，我院依法对小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，并同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。如今，两个孩子都已开启了新生活。这起案件办理效果好，是未检工作成效的一个生动例证。三年来，我院联合司法社工开展精准帮教520人、精准保护415人、精准预防182人，将温暖及时带给每一个需要的孩子。
犹记得刚来到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时，张俞检察官成为我的业务导师。作为亲历了未成年人检察事业从起步探索到日趋成熟的前辈，她语重心长地嘱咐我：“卷宗是别人替你整理好的结论，你得自己去验证”“‘办完’和‘办好’是两回事”。在前辈的引导下，我逐渐养成阅人、阅卷、阅现场的办案习惯，在把握审查卷宗要点、附条件不起诉尺度的同时，认真打磨好每一份文书、依法作出每一个决定。
从公诉席到社区、课堂，从全流程帮教到事前预防，一代代未检人用脚步丈量出未成年人守护半径。
40载检爱传承，步履不停。作为新时代未检新人，我愿接过接力棒，以法为盾、以爱为灯，奔走在守护未成年人的路上，携手同行，奔赴山海。
（整理：本报通讯员李俞青）
不离不弃，一路相伴
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检察六部 杨柳青
如果问，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一项工作有温度的，那一定是2009年。那一年，我研究生毕业，考入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，成为了一名未检新兵。
初入未检，我做的是内勤。彼时，沙坪坝区检察院未检办案组刚刚独立为专门科室。整理那些泛黄的卷宗和手写档案，就成了我最特别的入职第一课。从1987年起，整整22年的老档案一页页翻过，前辈们手写的调查笔录、涉罪未成年人工整的悔过书、一封封回访信笺，让我看到的不只是岁月的痕迹，更让我触摸到了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这六个字背后的分量，也读懂了未检工作最底层的逻辑——最有利于未成年人。
两年后，我真正开始办案。面对形形色色的涉罪少年，我开始疑惑：犯错的孩子到底该怎么帮？16岁的小超（化名）给了我最初的答案。
小超因盗窃被法院判处缓刑，我们为他量身定制了社区矫正监督方案，悉心引导其改过自新。但令人揪心的是，缓刑考验期刚过，他又因贩毒在异地被抓。原来，挽救一个迷途少年，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。即便如此，我没有放弃。在他服刑期间，我一直与他保持书信往来，表达失望也给予希望，予以批评也给予关怀。刑满释放后，他终于活成了父母希望的样子。小超的成长和改变让我明白：对于迷途少年，我们唯有不离不弃、一直帮下去。
一年年过去，我接触到不少遭受侵害的孩子。他们本该拥有明媚的青春，却因伤害深陷抑郁、焦虑，甚至自杀、自残。这让我不得不去思考：怎么做才能让未成年被害人走出阴霾？怎么做才能让未成年人远离伤害？
为了从源头上守护少年成长，我分专题、分对象、分年龄研发了十多门法治课，每年走进几十个学校、社区进行普法，把保护的关口不断前移。与此同时，一站式询问救助、入职查询、心理干预等机制不断织密防护网，我们正努力让每一个受伤的孩子都被看见、被接住、被守护到底。
17年过去，我从青涩的未检新兵成长为全国未检业务能手、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、全国普法教育先进个人……但对我来说，一个又一个少年的回归，一段又一段青春的成长，是比任何荣誉都珍贵的礼物。
2025年8月，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被中宣部授予“时代楷模”称号，这份同行的荣光更让我清楚地看到：守护少年成长，从来不是一人一事的坚守，而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使命。我愿做一束恒久不变的微光，守护童心，照亮前路，岁岁坚守，温暖不止。
